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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这些问题不仅可能会羁绊住中国在粮食和营

2020-01-06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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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城乡价值链不能断裂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 3月19-21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在主题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分会场上,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对农业经济供给侧改革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把补贴转换成收入给农民,二是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三是扩大社会保障,四是鼓励互惠贸易,五是增加气候型、资源集约型农业资源的投资。点击进入直播专题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家下午好!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农业经济供给侧如何改革呢?讲三方面的要点:第一是中国在消除饥饿和英两不良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第二但面临挑战,中国的食物安全和营养状况愈发脆弱;第三需要在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提高食物安全和改善营养状况。 中国的农业和食品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个是粮食的价格国内外差别很大,中国的水稻和小麦的价格是世界粮食价格的4050%以上,这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挑战是中国的粮食库存在8000万,甚至于更高的水平,最重要的是政府支农的财政支出不断地扩大,现在财政支农的支出占整个国家GDP的3%以上,也就是2万亿。我国每年的农业科研花的钱只有1/30,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的支出要比农业科研的支出大2030倍。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对农业科研的支出是相对薄弱的。另外环境的弱化,19%的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重金属通过植物的吸收会传导到食物里面去,这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大。 最终我要讲一下挑战,也就是营养的不均衡问题。一方面我们有5500的贫困人口,这些人的膳食能量仍然不足,农村的儿童生长迟缓、发育迟缓在10%以上,如果说这些儿童生长发育不良、发育迟缓的话,对他的智力、体力会有重大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过分营养。中国现在有35%以上的人群超重,或者说肥胖。有三个营养不良,膳食能量不足、过分营养、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就是缺少微量元素,因为这三个原因,我们国家每年的经济损失在510%以上。怎么改?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有要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提出5点。 第一,改补贴为收入,把现在的补贴转换成收入给农民。我们可以做一些研究,把这些补贴算成钱给农民,让农民优化投入,让他用市场的价格购买这些投入。这个可以进行试点,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对食品安全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可以进行实验。我觉得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可以做实验,政策研究也可以做实验。 第二,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我们国家的农民规模很小,怎么办?是不是就消极的补贴给他们,让他们待在那里呢?我觉得答案不一定,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走出去了,所以对小农来讲,我提出来个解决方案,要么让他们移出去,要么提升他们。农民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土地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把进城务工农民很好的保障起来,所以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一方面农民没有出路,另外尽管有出路他们也不愿意出去,因为土地最终是他们的社会保障。建立良好的土地市场制度,使用权可以进入市场,让市场确定规模,给农民提供保护,这样的话规模就可以不断地扩大。 第三,扩大社会保障的问题,社会保障不仅仅要在农村扩大深度广度,进城的农民的社会保障也必须扩大深度广度。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医疗,包括他们个人的失业保险等等,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四,要鼓励互惠贸易,2008年、2009年当年的粮食危机很多程度阻碍了贸易,当时粮价上升,开始是由于澳大利亚的旱灾,阿根廷小麦的欠收,然后乌克兰方向转变,这些国家开始限制小麦出口。美国的生物质能源又用了3040%的玉米,这些因素导致世界粮价的上升,这个时候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库存,但是水稻在6个月内价格上升了1倍以上,很大程度是由于非理性的贸易行为,比如说印度、越南、柬埔寨、中国开始限制大米的出口,限制以后,国际市场恐慌了,导致粮价继续上升,而且导致有些国家非理性的购买,像菲律宾、中东等等。保持贸易的畅通是防止粮食价值飙升,防止粮食急剧波动的很有效的办法。 第五,增加气候型、资源集约型农业资源的投资。如果减少了对农业价格的补贴,省下来的钱能不能用来投资到技术上,让农民能够应对气候的变化。另外,能不能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做科研呢?不仅仅是提高产量,科研还可以提高植物的营养,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抵抗,技术要多赢、产量赢、英两赢,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也要能赢。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导 读

近几十年,中国在促进粮食和营养安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营养不良(饥饿、营养不足和超重/肥胖)仍然广泛存在,新出现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加剧了它的复杂性和影响范围。

未来这些问题不仅可能会羁绊住中国在粮食和营养安全领域的努力,还会显著增加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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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樊胜根(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

目前,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口流向城市:到2050年,预计将有66%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世界各国普遍涌现了城市化大潮。

未来几十年,中国一方面要设法养活14.5亿人,另一方面还要做到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增长强调环境管理和平等,以重质不重量为标准。

“随着快速城市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入推进,贫困、食物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日益成为城市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快速转变正改变饮食结构,重塑产业链,推动小农场与现代超市的对接。”近日,在北京举行的2017全球粮食政策报告发布会上,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近几十年,中国在促进粮食和营养安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营养不良(饥饿、营养不足和超重/肥胖)仍然广泛存在,新出现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加剧了它的复杂性和影响范围。

樊胜根表示,城市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在重塑农村和城市地区的食物安全、营养、贫困以及发展方向。

未来这些问题不仅可能会羁绊住中国在粮食和营养安全领域的努力,还会显著增加经济成本。

一方面,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将给全球食物系统和农业生产带来日益增长的压力。环境退化、气候变化、极端气候条件,以及有限的可供扩张的未开垦土地等使农业生产面临巨大压力。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营养不良的三重负担:饥饿、营养不良以及超重和肥胖症等形式的营养过剩并存。

以可持续的粮食和营养安全为目标,采取综合的政策和投资计划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食品生产体系的效率和质量,还将促进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增长。

另一方面,城市化又为抗击饥饿与营养不良、增加就业、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行动带来新的机遇。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理解2050年养活90亿人的难处。中国的食品生产体系需要在一个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下,养活不断增加且越来越富裕的人口。

他认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将决定2017年及以后的食品安全和营养的主要趋势。在未来数年间,如何管理城市规模的扩张将成为确保农业增长和全球食物安全的关键。

同时,中国的自然资源基础越发脆弱,气候变化影响着天气和温度规律,食品安全被越来越多人质疑——这些都是对中国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威胁,并且造成了很高的经济成本。农业对促进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潜力,同时还可以提高粮食和营养安全水平。

城市化对农村生产者而言可能是一大利好,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向城市地区供应有营养的食物,同时从更大、更富裕的城市市场中受益。但是,“城市需求的增长未必能使小农户受益,因为各种限制使其难以进入大的市场,而他们才是农村发展的关键。”樊胜根说。

过去的35年,中国经历了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转移的快速转型。1980年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PPP为标准,以平均每年9.6%的速度增长,2013年中国的GDP规模几乎是1980年的20倍(世界银行 2015年数据)。

他举例说,一些非洲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刺激了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得以发展壮大,城市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但是富裕的城市消费者却倾向于从外国进口面包,不愿意从20公里之外的农村满足食物需求,显然这不利于本国农业产业增加就业和收入。

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最近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趋缓(7%左右),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向更有持续性的、侧重于效率和质量的国内消费驱动增长模式。

“中国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也有这种现象。消费本地有营养、高价值的农产品,既让小农户有所收益,也让自己和家人放心吃,对双方都有好处。城市市场与农村食物生产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能断。”樊胜根说。

粮食和营养安全面临挑战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和城市地区改善食物安全和营养的困难,可以归根于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者尤其是小农和城市消费者之间的薄弱联系。应通过改善政策协调、增强价值链、利用中等城市、在非城市地区进行关键投资和促进富有成效的社会保障等措施来加强城乡关联。

过去的35年,中国明显改善了粮食和营养安全的情况,但是中国人口仍面对“营养不良的三重门”:膳食能量摄取不足(营养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隐性饥饿)以及膳食能量和营养素摄取过量(超重和肥胖)。

在樊胜根看来,强有力的城乡联系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食物安全与营养。鼓励城乡互利发展的一个方法是开发价值链,并打造更有效和更具包容性的食品体系。

目前没有关于中国营养不足人口数量的可靠估计。唯一的来源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估计,根据全国人均所需以及人均可得卡路里计算。尽管对这种估算方法和数据目前还存在异议,但还是描绘了营养不足人口的一些基本情况。

食物价值链包括食物供应链中的所有参与者和活动,还包括投入和生产、储存、加工、配送、运输、零售和消费。例如价值链能够向城市消费者提供农村小农生产的食物并向小农提供城市或城镇生产的投入品。然而,价值链中的薄弱环节可能会破坏这种流动。

过去20年全球范围内2/3摆脱饥饿的人口在中国。2012/2014年,中国有1.51亿营养不足的人,比1990/1992年的2.89亿下降了48%(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4年报告)。同一时期,中国的营养不足发生率从23.9%下降到10.6%。尽管情况明显改善,但是中国仍是位于印度之后全球第二大营养不足国家(营养不足人口占全球的19%)。

如,种子和肥料等投入品缺乏或小农在获取投入品方面面临地域和资金障碍,可能会削弱价值链上游环节。缺少加工、磨粉加工、冷藏和运输环节,可能会导致价值链中游环节断裂。薄弱的运输基础设施会导致运输成本过高,使小农无法向下游城市消费者销售其产品并且可能导致更多的粮食损耗和浪费。

那么问题来了,何以营养不足人口数量(1.51亿)是贫困人口数量(1.05亿)的1.5倍,理论上这两个数字应该是相近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等2015年报告)。

尼日利亚水稻价值链的薄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水稻采后加工及营销(称重、包装和贴商标)在大米产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国内价值链高度分散,尼日利亚80%的大米由许多中小型磨坊加工,其所采用的技术、获取服务和提供信息的能力千差万别,导致最终产品在质量、标签、味道上存在很多不一致。

与以卡路里为基础的饥饿指数相比,营养情况的数据更能全面地展示中国的粮食和营养安全情况,包括微量元素缺乏(比如说维生素A、铁、锌和钙),发育迟缓(身高相较年龄),消瘦(体重相较身高)和体重不足(体重相较年龄)等一系列指标。

“健全的价值链对改善生计、食物安全和营养至关重要。如果尼日利亚国内水稻价值链垂直整合情况良好,消费者也不会舍近求远青睐进口大米,以至于城市地区购买的大米中有60%来自进口。”樊胜根说。

中国营养不足人口数量也有明显下降。实际上,中国在儿童发育不良、妇女贫血和成人超重这三个指标上都要低于公共健康警示的关键门槛值(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14年报告),只有两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另外一个是韩国)。

他注意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正在影响主食价值链。增加农产品商业流动、转变饮食以及商业市场在满足城市需求方面的巨大作用,均有助于这些价值链的不断发展。

1990年至2010年间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发育迟缓和体重不足的发生率分别下降了71%和73%(发育迟缓的发生率从32.3%下降到9.4%,体重不足的发生率从12.6%下降到3.4%)(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报告)。

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投入,如广泛可靠的电气化、冷藏运输和储存设施的改善,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正在价值链的后部分蓬勃发展。价值链中游部分也在这种转型中发挥了作用。

就总人口的情况来看,农村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营养不足的发生率更高(关于研究的总结详见Wong等人2013年报告)。老人、妇女、贫困人群以及进城人员贫血发生率更高(Li等人2013年报告)。

为了利用这些变化,应当为实现更加高效、包容的城乡价值链和改善纵向协调提供支持。如垂直合作社可以供应服务并实现生产者和市场的互联,再如“中国日益兴起的‘互联网+’农产品,通过电子贸易这一平台将消费者和农户连接到一起,会带来双赢”,樊胜根说。

营养状况对经济发展也有影响。

关键维生素摄取不足会削弱儿童和成人的智力和身体发育,影响学习成绩、工作生产力和收入(Hoddinott 等人 2013年报告)。

隐性饥饿被认为每年致使中国GDP损失0.2-0.4个百分点,换算成美元大概是每年25亿到50亿美元(世界银行 2006年报告)。

中国不仅存在着营养不足的问题,也同时存在超重和肥胖快速增长的问题——由于过量摄取饱和脂肪、卡路里、糖分以及久坐。

最近一份研究表明2011年中国的超重和肥胖发生率在26%至44%之间,根据不同的判定标准;但是不管用什么判定标准,中国在2011年的超重和肥胖率是1991年的1.5倍到2倍(Gordon-Larsen 等人2014年报告)。

像营养不足一样,超重和肥胖的发生也有明显的规律,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明显多发,比如说2010年城市儿童和成人的发生率是乡村的1.5倍(Zong和Li 2014年报告)。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城市超重和肥胖人口增速高于农村,但是最近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增速(甚至更高一点)。

越来越多的超重和肥胖人口给医疗和经济都带来压力——包括一系列非传染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心脏病和某些癌症),增加医疗开销,降低劳动力生产水平(早夭、残疾和疾病)。

1980年至2010年中国成人糖尿病发病率从1%上升到10%(Xu等人2013年的报告)。超重和肥胖造成的直接或者间接损失占到中国GDP的4%,如果不采取预防性措施,到2025年这个数字可能到9%(Popkin 等人2007年报告)。

影响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从上世纪50年代的5.44亿人翻了一倍增长到2013年的13.6亿人(世界银行2015年报告)。

乐白家,根据现在的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到达人口数量峰值14.5亿人。在过去的20年里,只有城市人口继续增长。1950年城市人口只有总人口的12%,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超过50%,预计2030年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3(预计2050年为3/4)。

另外一个人口统计特征就是由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户口管理松动等国家政策带来的人口迁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15年报告)。

2012年进城务工人口已经达到2.63亿,几乎是人口总数的20%,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5亿(Yeh等人2011年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MOHRSS 2013 年报告)。

中国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城乡之间和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特征是大部分迁移人口都是有高中学历的年轻男性前往东部地区,进入生产加工和建筑行业。迁移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就减少了农业劳动力。

与此同时,在医疗技术进步、营养充裕和独生子女政策三重作用下,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

2010年,中国有1.14亿老龄人口(年龄在65岁及以上),约占总人数的8%;到2050年老龄人口预计达到3.31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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