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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境问题不断凸显,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要比

2020-01-06 00:18

乐白家 1

■环境质量为何难以在短时期内全面改善?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对外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了未来几年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一系列目标任务。根据规划,到202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削减,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要比2013年下降40%左右,控制在64微克/立方米左右,这意味着届时京津冀的PM2.5浓度水平有望达到长三角区域目前的水平。 2017年PM2.5浓度控制在73微克 规划指出,京津冀地区是全国水资源最短缺,大气污染、水污染最严重,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空气污染最重的区域,PM2.5污染已成为当地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是京津冀地区首要污染物。 对此,规划提出了京津冀区域到2020年的PM2.5控制目标。具体说来,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应控制在73微克/立方米左右;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4微克/立方米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削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区域城乡环境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完善。 城市饮用水水源全部达III类标准 此外,规划还划定了京津冀地区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消耗上限,将逐步增加生态空间和改善环境质量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条件。根据规划,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III类,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达到73%。2015年至2020年,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显着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其中煤炭消费总量继续实现负增长。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用水总量控制在296亿立方米,地下水超采退减率达到75%以上。 此外,规划提出实施国土生态整治、清洁水、大气污染防治等一批重点工程,将治理需求切实转换为工程措施,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重点解读 目前PM2.5是长三角1.5倍多 2013年,是我国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第一年,也是各省市开展PM2.5监测的元年。2014年3月8日,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首次公布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重点区域的PM2.5浓度水平。据其介绍,2013年,京津冀PM2.5平均值106微克/立方米,长三角67微克/立方米,珠三角47微克/立方米。京津冀区域的空气污染最重,PM2.5区域浓度为长三角的1.5倍多。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国十条”。该计划针对大气污染的防治问题,提出了十个方面35项措施,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 “大气国十条”提出了到2017年的浓度控制目标,即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但对2020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的控制目标没有涉及。 2020年可达长三角目前水平 本次规划提出,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4微克/立方米左右。据了解,监测显示,2014年,长三角区域PM2.5年均浓度为60微克/立方米,珠三角区域浓度为42微克/立方米。这也意味着,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的PM2.5浓度水平将达到目前长三角地区的水平。 之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曾公开表示,最近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受环保部的委托,做了中国大气质量分阶段改善目标的研究。郝吉明指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个重点区域2020年的控制目标有着不同的要求:珠三角地区希望能够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尤其是PM2.5达到要求;长三角地区希望能达到目前珠三角的水平;京津冀希望能够达到目前长三角的水平。到2030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达标,全国大多数地级以上的城市实现空气质量达标。 郝吉明指出,到2030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达标,意味着要大幅削减各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12年要消减59%,氮氧化物排放量比2012年要消减71%,PM2.5的一次排放比2012年要消减70%,VOC的排放量比2012年大概消减45%。 “通过我们的阅兵蓝、APEC蓝,实际上证明要想空气质量改善,消减50%左右的污染物排放量是需要的。”郝吉明强调,当前污染物减排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经过前一段的消减,容易消减的已经做了,要进一步消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可能是一个攻坚期。 北京落点 北京5年内PM2.5浓度降15% 本月初,北京市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促进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本市煤炭消费总量削减至900万吨以下,PM2.5年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15%左右。 通报显示,2014年,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85.9微克/立方米,较2013年(89.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4%,与5%的年度目标略有差距,但是2015年,北京市仍自加压力,继续将PM2.5的年度减排目标设定在了5%。在此基础上,此次《意见》提出,到2020年,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要比2015年下降15%左右。 为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意见》给出了一系列综合措施的保障:今后5年将全面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以统筹治理PM2.5和臭氧为重点,持续推进控车节油、压减燃煤、治污减排、清洁降尘,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根据《意见》要求,在控车节油方面,本市将严格控制机动车增量,实施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据此前市环保局公布,北京市将在2017年12月1日,在我国率先实施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此外,《意见》提出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引导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基本实现全市公交车辆使用新能源或低排放车辆。 在压减燃煤方面,《意见》提出,将严格杜绝劣质散煤,完成燃气、燃煤设施低氮改造,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削减至900万吨以下。据了解,近年来北京在压减燃煤上“力度空前”,2012年,北京的燃煤总量为2270万吨,而到了今年,北京的燃煤总量已压减至1200万吨,北京用三年多的时间压减了全市近一半的燃煤总量,使全市清洁能源使用率达到85%,基本实现核心区无煤化。 在治污减排方面,《意见》提出,将深入开展石油化工、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开展餐饮油烟、露天烧烤等低矮面源污染专项治理;此外,在清洁降尘方面,《意见》提出将建设信息化监控系统,严格控制施工、道路扬尘污染,杜绝秸秆、垃圾、草木、园林废弃物露天焚烧。

导 读

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力度在全球前所未有,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明显,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的速度、幅度与公众预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距离质量标准要求、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差距。与上世纪中期环境状况长周期相比,环境质量仍然严重恶化。

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具有环境问题压缩、污染因子复合、治理进程“拖尾”、改善时间漫长的特点

文/吴舜泽(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

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力度在全球前所未有,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明显,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的速度、幅度与公众预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距离质量标准要求、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差距。与上世纪中期环境状况长周期相比,环境质量仍然严重恶化。目前环境问题的类型、规模、结构、性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型环境问题不断凸显,持续多年的复合型环境问题效应在放大。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指标得到控制的同时,另外一些问题和指标在恶化。环境问题的区域分异日益加大,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不同流域的环境问题存在很大差别。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5年10月27日

总体来看,近期环境质量有所好转,积极因素在积累,但这种量变在规模上、时空上还没有积累形成质变。环境容量承载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环境状况整体明显好转的态势还未出现。我国既不处于恶化程度加剧的溃败期,也不处于环境质量达标和根本改善的战略决战期,环境保护目前已经处于并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处于战略相持期,需持之以恒,积小胜为大胜。

环境质量为何难以在短时期内全面改善?

工业化及其耦合的城镇化是我国环境问题演变的驱动力。中国资源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关联,这既是认识中国环境问题的世界观,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论。我国工业化后期向基本实现工业化阶段转型,快速、粗放城镇化向存量城镇化、绿色城镇化转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保护必须基于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固有特征开展工作。

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具有环境问题压缩、污染因子复合、治理进程“拖尾”、改善时间漫长的特点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给环境治理带来四大难度: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高、经济总量大、污染物增量大。与我国2020年人均GDP1.2万美元左右对应的历史时期,发达国家GDP增速大部分介于2%~5%之间,我国的经济增量是美国的4倍、英国的9倍。而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我国二产占比高出约5~10个百分点,二产增加值约相当于美国的6倍、日本的11倍。加之技术水平不高,污染物增量远超过发达国家历史同期。

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力度在全球前所未有,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明显,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的速度、幅度与公众预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距离质量标准要求、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差距。

二是工业化转段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梯度带来环境治理难度。2014年我国总体进入或接近工业化后期水平,但中部和西部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西部5省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预计全国工业化中后期向全面工业化的转段还将持续10年~15年,能耗、污染压力仍将持续,环境问题在时间上呈现压缩型特征,分区环境质量改善进程必将不同步而“拖尾”。

与上世纪中期环境状况长周期相比,环境质量仍然严重恶化。目前环境问题的类型、规模、结构、性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型环境问题不断凸显,持续多年的复合型环境问题效应在放大。

三是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并将持续到2030年。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城镇化伴随工业化基本同步完成,保持稳定。但我国城镇化率未来增速仍保持在0.9个百分点,每年约1200万人口进入城市,排浪式、模仿型消费升级带来了较大的生活型消费污染,城市开发强度过大、生态空间压缩,大城市生态负荷超载。

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指标得到控制的同时,另外一些问题和指标在恶化。环境问题的区域分异日益加大,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不同流域的环境问题存在很大差别。

四是能源结构中的“高煤”特点短期难以改变。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占一次能源比例约2/3,而美国历史同期仅为19%,欧洲为30%,我国平均比欧美国家高出约40个百分点。即使考虑与氮氧化物、VOCs排放密切相关的石油消费,我国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比重也比欧美国家高15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近期环境质量有所好转,积极因素在积累,但这种量变在规模上、时空上还没有积累形成质变。环境容量承载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环境状况整体明显好转的态势还未出现。

因此,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依旧双快的驱动下,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导致我国环境问题具有资源约束紧、污染负荷高、积累时间长、多污染交织、多要素耦合、区域分异性大的本质特征,由此带来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具有环境问题压缩、污染因子复合、治理进程“拖尾”、改善时间漫长的特点。全国质量改善的步伐不可能“齐步走”,水、气、土壤、环境风险改善进程也不可能“同频率”,更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同水平”,短期内环境质量根本改善难度极大。

我国既不处于恶化程度加剧的溃败期,也不处于环境质量达标和根本改善的战略决战期,环境保护目前已经处于并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处于战略相持期,需持之以恒,积小胜为大胜。

在城镇化率增长变化不大、二产占比变化不明显但人均GDP增长较快的情况下,从开始大规模治理,到污染物排放量实现大幅削减,发达国家基本用20年~25年的时间将污染物排放量从峰值削减了一半。发达国家在达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之前也是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二氧化硫的峰值年份多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峰值后,美国和英国用了25年使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了50%左右。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峰值后,美国用18年削减了56%,英国用21年削减了64%,欧洲用24年削减了46.2%,日本用12年削减了24.2%。颗粒物削减方面,欧洲在1990年~2012年的22年间PM10排放总量总体下降了40%左右。

工业化及其耦合的城镇化是我国环境问题演变的驱动力。中国资源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关联,这既是认识中国环境问题的世界观,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论。

随着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削减,污染物浓度进入下降通道,达到环境质量全面改善需要20年~30年时间。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1990年~2010年20年间PM10、PM2.5浓度均下降了35%~50%。莱茵河从1970年水质、水生态最差的状况开始治理,至2000年恢复到1900年水平,用了约30年时间。

我国工业化后期向基本实现工业化阶段转型,快速、粗放城镇化向存量城镇化、绿色城镇化转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保护必须基于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固有特征开展工作。

欧洲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手段是调整能源结构,使煤炭占比长期总体下降,直接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量。1965年~1975年是欧洲能源结构重要调整期,煤炭消费占比明显下降,十年间英国煤炭消费占比下降24个百分点,德国、荷兰下降23个百分点,西班牙下降17个百分点,法国下降14个百分点。波兰在能源消费总量维持稳定情况下,在1998年~2008年间将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比例从67%降到60%,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从190万吨降低到100万吨,减少了约一半。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给环境治理带来四大难度:

发达国家治理历程逐步深化,根治环境问题需要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煤烟型污染造成的酸雨问题突出,美国、英国、欧洲和日本以治理二氧化硫为主,经20年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七八十年代光化学污染、水体富营养化突出,发达国家集中治理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美国环保局在1990年的《清洁空气修正法》中明确了VOCs的定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着手治理到全面根治大概持续了25年~30年时间。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开始持续关注细颗粒物污染、臭氧层破坏、全球环境变暖等生态环境系统性问题。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高、经济总量大、污染物增量大。与我国2020年人均GDP1.2万美元左右对应的历史时期,发达国家GDP增速大部分介于2%~5%之间,我国的经济增量是美国的4倍、英国的9倍。而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我国二产占比高出约5~10个百分点,二产增加值约相当于美国的6倍、日本的11倍。加之技术水平不高,污染物增量远超过发达国家历史同期。

二是工业化转段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梯度带来环境治理难度。2014年我国总体进入或接近工业化后期水平,但中部和西部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西部5省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预计全国工业化中后期向全面工业化的转段还将持续10年~15年,能耗、污染压力仍将持续,环境问题在时间上呈现压缩型特征,分区环境质量改善进程必将不同步而“拖尾”。

三是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并将持续到2030年。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城镇化伴随工业化基本同步完成,保持稳定。但我国城镇化率未来增速仍保持在0.9个百分点,每年约1200万人口进入城市,排浪式、模仿型消费升级带来了较大的生活型消费污染,城市开发强度过大、生态空间压缩,大城市生态负荷超载。

四是能源结构中的“高煤”特点短期难以改变。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占一次能源比例约2/3,而美国历史同期仅为19%,欧洲为30%,我国平均比欧美国家高出约40个百分点。即使考虑与氮氧化物、VOCs排放密切相关的石油消费,我国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比重也比欧美国家高15个百分点。

国际经验不断证明了环境问题解决的根本之路,即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必须以污染物排放量持续稳定下降为基础,污染物排放量持续稳定下降必须以资源能源消费量大幅度下降为前提,资源能源消费量大幅度下降必须以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型为根本。我国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以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处于2000万吨左右的高位,细颗粒物、臭氧、总磷超标等问题仍然严峻,尤其是区域环境问题不均衡性、多样化、复杂性突出,处在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和发展矛盾尖锐期,环境质量改善只能分区域、分步骤,“十三五”期间经努力环境质量可望明显改善,但无法全面达标、无法追平国际先进水平 。

因此,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依旧双快的驱动下,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导致我国环境问题具有资源约束紧、污染负荷高、积累时间长、多污染交织、多要素耦合、区域分异性大的本质特征,由此带来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具有环境问题压缩、污染因子复合、治理进程“拖尾”、改善时间漫长的特点。

■我国环境质量什么时候才能根本改善?

全国质量改善的步伐不可能“齐步走”,水、气、土壤、环境风险改善进程也不可能“同频率”,更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同水平”,短期内环境质量根本改善难度极大。

力争实现2020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30年基本达标

在城镇化率增长变化不大、二产占比变化不明显但人均GDP增长较快的情况下,从开始大规模治理,到污染物排放量实现大幅削减,发达国家基本用20年~25年的时间将污染物排放量从峰值削减了一半。发达国家在达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之前也是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二氧化硫的峰值年份多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

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力争实现2020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30年基本达标。

达到峰值后,美国和英国用了25年使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了50%左右。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峰值后,美国用18年削减了56%,英国用21年削减了64%,欧洲用24年削减了46.2%,日本用12年削减了24.2%。颗粒物削减方面,欧洲在1990年~2012年的22年间PM10排放总量总体下降了40%左右。

“十三五”期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环境态势将更为复杂,可总结为利弊共存,喜忧参半。有利的方面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处于政治、法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红利释放的集中期,产业结构转型整体利好,重工业增长达到峰值平台,资源能源新增量增速放缓,煤炭峰值即将到来,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愿望强烈。不利的方面是,污染型、高耗能型产业中西部转移态势加剧,传统煤烟型污染与臭氧、PM2.5、VOCs等新老环境污染问题突发,生产流通等环节的环境污染与消费等生活型污染相交织,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交织,法规、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绿化”尚未形成,环保系统承受的要求与其支撑能力、调控手段存在一定差异,系统推进环境保护的难度越来越大。

随着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削减,污染物浓度进入下降通道,达到环境质量全面改善需要20年~30年时间。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1990年~2010年20年间PM10、PM2.5浓度均下降了35%~50%。莱茵河从1970年水质、水生态最差的状况开始治理,至2000年恢复到1900年水平,用了约30年时间。

乐白家,总体来看,到2020年,预期存在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趋稳、能源低增长、煤炭和重化工业峰值或将到来等积极因素,主要污染物排放将延续减少趋势,但污染累积量大面广、成因复杂、减排潜力下降。但全国预期容量超载形势仍将持续,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传统的环境问题有望开始得到根治,灰霾天气、劣Ⅴ类水体等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型、生活环境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环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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