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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紧急情况下的事故应急预案(Emergency,由

2020-01-06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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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著名的化工灾难包括1984年,美国在印度博帕尔的化工厂发生事故,这次事故造成了成千居民死亡,伤者上万,成为历史上最惨重的工业灾难之一,引发国际舆论震惊。1974年6月1日,英国林肯郡弗利克斯堡的化工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给当地人留下恐怖而悲惨的记忆。2001年9月21日,法国图卢兹AZF化工厂发生一次相当于3.4级地震的重大爆炸事件,造成了31人死亡,30多人重伤,伤者达2500人,多数是被爆炸震碎的玻璃划伤。爆炸后,当地上万居民出现抑郁、焦躁和失眠,部分人听力受损,这次化工爆炸对当地人的健康影响长达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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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化工企业污染事故的善后方面,美国法律对民众利益的保障措施很完善。

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有了农业立法和相关的土壤保护法规,有的国家还制定了专门的土壤污染保护法,在土壤污染防治保护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和系统的法律制度。

在世界各国,化工灾难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人员伤亡、物质损失和环境破坏,拖累医院等救灾机构垫付不菲的资金,受害方个人经常要耗时费力地与责任方打索赔官司。面对血的代价,吸取沉痛教训,避免灾难重演,改进灾后救援,是各国的一致愿望和努力。在这方面,国外的“亡羊补牢”之举有不少可圈可点、值得借鉴之处。

这几天,国内某搜索引擎疑似把旗下的几十个疾病类贴吧卖给野鸡医院从中牟利的事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大家都对这种为了赚钱而不顾人命死活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怒,但又无可奈何。除了表达一下愤怒和鄙视,我们似乎什么也做不了。

资本都是丑恶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毕竟不是每家公司都像Google那样,把“不作恶”写进公司的行为准则里;即使是Google,也很难说就完全清白,绝对高尚。

但是尴尬在于:对于那些肆意妄为作恶的公司企业,在宏观层面我们缺乏相应的有效监管机制;在微观层面,又缺乏那些愿意赔上自己的时间、精力乃至职业前途去和恶龙搏斗的专业人士。

正好,前两天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看到一篇调查报道,讲的是美国一个普通的环境律师如何在监管和法规缺位的情况下,用16年的时间扳倒化工巨头杜邦的故事。

文/巴斯

美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已经较为完善,这与美国历史上几次较为重大的土壤污染事件的激励有关。1934,美国发生黑风暴事件。基于对该事件引发的土壤污染、危害农业生产的担忧,1935年美国在农业部下设了土壤保持局。同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土壤保护法》。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爆发了拉夫运河事件。此事件直接促使了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的出台,根据该法,美国建立了超级基金信托基金,因此又称《超级基金法》,这是一部关于危险物质泄漏治理的重要立法,对于土壤污染责任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对于化学品安全管理和化工灾害应急等,多数发达工业国家都制定有较为全面的法律法规。以美国为例,至少有6部重要法规针对化工灾害:国家应急计划法、清洁水法、超基金法、超基金修正案、资源保护和环境恢复法、油料污染法。这些立法还解决了化工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方面的资金来源问题。例如,按照美国的超基金法案,美国石油化工企业必须定期交纳一定的所得税,用来作为联邦机构应对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的基金,以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安全。如果找不到事故责任人,事故处理单位可以向政府部门申请相关资金补偿。

在2011年之前,PFOA 曾经广泛地用于我们家用的不粘锅的涂层。多年以来,杜邦深知这种合成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但是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一直对此秘而不宣,甚至把含有PFOA的废弃物未经严格处理就堆在垃圾掩埋场里,造成PFOA进入了数万居民的饮用水系统里,扩散到了全美各地。

4月6日,漳州一石化企业发生爆炸,有媒体报道附近下起黑雨,当地口罩脱销。此次事故也引发舆论对化工企业污染事故处理的关注。在化工企业污染事故的善后方面,美国法律对民众利益的保障措施很完善。

法律规定污染主体需承担赔偿责任

印度博帕尔事件发生后,以这次灾难为节点,很多跨国化工企业逐渐开始改变不和当地社区沟通的习惯,转而积极参与针对周边居民的化工危险品和化工灾害应急等方面的知识普及和演练培训等。这些跨国企业认识到,化工灾难造成危害的大小也与现场处理直接相关。如果周边企业信息透明,让当地公众了解化工灾难的应对方法,那么灾难发生后公众的恐慌心理就可以得到控制。因此,提高周边居民的风险意识,加强当地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对于减少建设和运营化工企业在周边社区造成的对立情绪,以及一旦出现险情后减少次生伤害、有效应急救援等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正是因为这名环境律师不屈不挠的努力,最终让这一切大白于天下。这是一个可以拍成奥斯卡获奖影片的精彩故事,其中有太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在化工企业发生事故并对环境造成影响后,首当其冲的就是事故的应急处理。

根据《超级基金法》的规定,责任人对由有害废物和物质引起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谁污染谁治理。由造成污染事故的责任方支付受污染土壤的治理费用,在无法使责任方支付费用的情况下,由超级基金承担。此外,该法还确立了预防为主的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规定了严格的污染主体连带责任制度资金筹集制度以及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该法对包括土地、厂房、设施等不动产的污染者、所有者和使用者以溯及既往的方式规定了法律上的连带严格无限责任。连带责任使政府可以向任何一个能追溯到的责任人追索全部的治理费用;严格责任规定了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发生了实际的污染损害事实,除了法律规定的免责情况,行为人必须承担责任。

很多国家的政府都重视公众的应急培训。美国专门颁布了“紧急情况及公众知情权法”,要求各州成立州紧急响应中心、地方应急计划委员会,方便当地公众了解化学品信息和应急预案制定情况,提高公众的应急意识。俄罗斯由紧急情况部负责组织公众应急响应培训,建立了国家级的灾害研究和救援培训中心,通过该中心为促进紧急管理专业化提供有力保证。在国际组织层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长期致力于“地区级紧急事故意识和准备计划”在世界各地的推广与实施,该计划旨在帮助地方社区整合各种应急计划,全面提高公众的灾害意识和应急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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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化工企业的要求来看,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第112(r)条规定,可能产生事故排放(accidental release)从而造成环境危害的化工设施必须向政府机构提交风险管理计划(RMP),其中包括紧急情况下的事故应急预案(Emergency Response Program)。

该法规定,企业不再使用某块土地时,需要检测这块土地是否符合生态安全标准,若不符合,企业要负责恢复土壤环境,或者支付土壤污染治理的费用,拒绝支付费用者,政府有权对其处以3倍以内的罚款。因此,相较于高成本的治理费用,企业宁愿不去冒险,从而尽量避免土壤受到污染。

图卢兹爆炸案发生后,法国在2003年7月出台一项新法案。法案规定,保险公司对于“工业灾难”造成的伤害要“先行赔偿”:灾难发生后,死伤者或财产受损者都可以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必须在3个月之内给出赔偿意见;保险公司须先做出赔偿,垫付医疗等费用;然后,再由保险公司去起诉造成事故的一方。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个人就避免了直接与有财力的事故责任方打官司。同时,即使没有买保险的受害人,也可以通过一个“赔偿基金”获得赔偿金。这一规定在法国保险史上史无前例,迫使法国保险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应调整。

这个故事从1998年开始,故事的主角叫比洛特(Rob Bilott),那一年他即将成为塔夫特律师事务所(Taft Stettinius & Hollister)的合伙人。

具体到化工企业的应急预案,需要包括如何尽快警告周边社区居民、如何通知和配合政府应急部门等内容。

明确责任主体和免责条件

有一天,比洛特突然接到了西弗吉尼亚州帕克斯堡市(Parkersburg)一个叫特侬(Wilbur Tennant)的农场主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家的牛最近死了好多,他怀疑和杜邦公司建在附近的一个垃圾填埋场有关。

从对政府的要求来看,《应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案》要求各州应急部门必须根据化工设施提交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等信息规划相应的政府应急预案,并将应急预案的具体内容对公众公开。

根据《超级基金修正案与再授权法》,土壤污染责任主体包括以下四类:当前该船舶或者设施的所有人/营运人;处置危险物质时拥有或营运处置设施的人;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借助第三人拥有或营运的设施处置危险物质,或为处置本人或其他主体拥有的危险物质安排运输的人;危险物质为发生泄露或存在泄露危险的处置设施接受后,负责运输该危险物质的人。因为美国采用判例法系,责任主体的划分还可参照相关案例。此外,市场机制是治理污染地块的有效手段。受污染地块的开发商,由于可能因为地块的开发获得更多的收益,可以根据协议承担一部分治理费用。当地社区根据预期的可能经济和环境收益,也可以提供适当的资金支持。

塔夫特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律所,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他们的主要客户恰恰就是大型化工公司,比洛特本人也曾经和杜邦的律师合作过。要在平时,比洛特接到这样的电话可能就挂掉了,但是恰好,打电话的这个农场主的邻居是比洛特祖母的朋友,比洛特小时候还在那里玩过,对方正是通过这层关系辗转找到了比洛特。

以美国达科他气化公司(Dakota Gasification Company)的大平原合成燃料厂(The Great Plains Synfuels Plant)为例,该设施公布在其网站上的应急预案涵盖火灾、爆炸、有害物质事故排放等方面。

《超级基金法》建立了一种新的民事责任体制,政府可以向潜在责任人追索环境修复费用,潜在责任方可能是污染或者不恰当使用某种物品或资源的污染者。总统或任何州授权的代表都可以以这种自然资源受托管理人的公众代表身份索取损害赔偿费用,收回的费用用于恢复或者修复被损害的自然环境和资源。

于是呢,比洛特就和特侬见了一面,差不多把事情弄清楚了。特侬家四兄弟经营的农场有600多英亩,养了200头牛。他的哥哥吉姆在80年代把自己的66英亩卖给了杜邦,后者建了垃圾填埋场,用于堆放旗下工厂的垃圾。这个垃圾填埋场建好以后,特侬家的牛就开始表现异常,烦躁不安,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症状,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153头。

一旦发生事故,工厂周围4.5英里距离以内的居民都将通过911自动呼叫系统收到紧急通知,工厂所在地的警方、当地和联邦政府应急部门也将立即收到通知,并被迅速动员应对事故。

对于承担责任人,《超级基金修订和补充法案》做了进一步的免责规定:在对购买土地开展调查的基础上,善意的购买者可以证明其在取得该设施时不知道该设施曾处置过危险废物,购入土地时尽到了应当的注意来确定该土地未受污染;或者在购买土地时缺乏知晓该污染存在的准确技术知识或应该知晓该污染存在的理由,即可免责。根据《小规模企业责任减轻和棕色地块振兴法》,以下三种对象符合免责条件后将不需要承担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责任:与污染源相邻的不动产所有者;未来的善意购买者;城镇固体废弃物生产者。通过这些补充规定,减轻了部分持续拥有者和潜在购买者的责任。

特侬说自己向当地的律师、政客、记者都求助过,但杜邦在当地的势力实在太大,根本没有人愿意搭理他,甚至连兽医都不肯帮他解剖死牛,他只好自己解剖。

为治理有害物质泄露及其产生的后果,美国专门制定了《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CERCLA,又称超级基金法)。

筹措基金保障污染治理

特侬还拍了一段触目惊心的录像,画面上的牛长了细长的奇怪尾巴,蹄子变形,眼睛变得猩红,走起路来像是醉汉一样摇摇晃晃,死牛的牙齿变黑,心、肝、脏、膀胱的颜色也都变暗或者发绿。

乐白家,根据该法案,化工事故的潜在责任人(potentially responsible party, 任何可能对污染负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对其排放的超标污染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受污染影响的个人或机构进行赔偿;如果对污染负责者一时难以查明,修复和赔偿资金就由根据该法案专门建立的环境修复和赔偿的超级基金垫付,再由联邦环保局(EPA)代位向对污染负责者求偿。

超级基金的筹资有多种渠道。主要包括自1980年起对石油和42种化工原料征收的原料税;自1986年起征收的环境税;一般的财政拨款;对与危险废物处置相关的环境损坏负有责任的公司及个人追回的费用;其他如基金利息以及对不愿承担相关环境责任的公司及个人的罚款。同时,美国联邦政府还同意美国环保局对污染场地进行治理,并向责任人追回治理费用。

在对这些资料研究了几个小时后,比洛特当即决定接下这个官司,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一定是疯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前面说过,比洛特所在的律所主要是为大化工公司服务的,而不是起诉他们。但是,比洛特的上司特普(Thomas Terp)却支持了比洛特的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超级基金法》是美国法律中极少数按照严格责任原则和无限追诉期制定的法律,即除不可抗力、战争行为和第三者作用以外,无论潜在责任人在事故中是否有过失,无论造成污染的事故发生在多久以前,污染事故的潜在责任人都负有赔偿责任。

超级基金投入使用需要复杂的步骤。对于长期恢复过程,首先需要对污染场地进行评估,将其列入国家优先权列表中,制定并执行恰当的清洁计划。另外,法案还规定在必要时美国环保局可采取如下行为:可以立即实施清洁行动;对潜在责任方实施强制执行;保证公众参与;协调州政府合作;保证长期的保护性。

比洛特不肯多谈自己的动机,他只是说,“我对这个案子感兴趣肯定有原因,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用我所学的东西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他们的人。”

1947年,胡克化学公司将废弃的洛夫运河买下,并将其用作有害化学废料填埋场,掩埋了超过2万吨有害化学废料。后来,不明就里的当地政府购买了这块土地,并在上面盖建了学校和住宅区,造成当地大量婴儿出现兔唇等缺陷。

民事诉讼的补充作用:除了向超级基金申诉,土壤污染受害者还可以通过集体民事诉讼向污染者索赔。例如,20世纪中期,孟山都公司生产多氯联苯,导致工厂附近的超过2万居民血液多氯联苯含量超标事件,居民对孟山都公司及其子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孟山都及其子公司被迫和原告居民达成价值7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这一事件直接促成美国国会于1980年通过了《超级基金法》。联邦政府一方面通过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和超级基金垫付了1亿200万美元土壤修复和居民重新安置的资金,另外一方面向事故责任方胡克化学公司及其母公司西方石油公司要求赔偿,并于1995年和其达成和解,使其连本带息赔偿了1亿2900万美元。

潜在污染物对人体影响尚不明确时,美国的经验是,企业先修复环境,资助医学研究作为进一步赔偿受害者依据。2001年,杜邦公司被西弗吉尼亚地区居民起诉,被控在明知其对人体有潜在危害的情况下排放全氟辛酸化学物质。由于当时全氟辛酸对人体影响尚没有明确科学依据,当地居民和杜邦公司在2005年达成总价值3亿43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其中,杜邦公司必须出资1000万美元改造当地6个社区的饮水处理装置,使其足以过滤全氟辛酸,并出资7000万美元建立一个研究全氟辛酸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独立医学监测项目。此外,杜邦公司还于2005年被联邦环保局因20年中3次隐瞒全氟辛酸排放信息被行政罚款3亿美元。2014年,全氟辛酸对当地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出炉:全氟辛酸被证明和肾癌、睾丸癌、溃疡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存在相关性。约2500名当地居民随即对杜邦公司提出民事诉讼,索赔金额以数亿美元计。

1999年夏天,比洛特在西弗吉尼亚州南区联邦法院对杜邦提出了诉讼。随后,杜邦和环境保护署(E.P.A.)共同进行了调查,他们找了六个兽医,其中三个是杜邦选的,三个是环保署选的。调查结果显示,杜邦对此事没有任何责任,牲畜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和饲养不当,是特侬不知道怎么养牛,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

除了向超级基金申请赔偿以外,污染事故的受害者还可以对污染者发起集体民事诉讼索赔。孟山都公司从1930年就开始在伊利诺伊州生产一种叫多氯联苯(PCB)的致癌化学原料,直到1971年才停产。居住在伊利诺伊州孟山都工厂附近的超过2万居民发现自己血液中PCB含量超标后,对孟山都公司及其子公司首诺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

与此同时,因为特侬一家得罪了杜邦这个当地的大雇主,他的很多朋友也开始疏远他们,没有人愿意和他们说话,他甚至因此被迫换了四次教堂。

孟山都及其子公司被迫于2003年和原告居民达成价值7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包括6亿美元现金和1亿美元的健康保险。这还不算孟山都及其子公司于2002年和另外一批居民达成的1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以及首诺公司和联邦环保局达成的近1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特侬每天都焦急地给比洛特打电话,比洛特已经竭尽全力,却一无所获。

2001年,杜邦公司被西弗吉尼亚地区居民起诉,被控在明知其对人体有潜在危害的情况下排放一种叫全氟辛酸(PFOA)的化学物质。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比洛特突然在杜邦给环保署的一封信里发现,杜邦提到那个垃圾填埋场里有一种叫PFOA的物质。

由于当时PFOA对人体影响尚没有明确科学依据,当地居民和杜邦公司在2005年达成总价值3亿43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其中,杜邦公司必须出资1000万美元改造当地6个社区的饮水处理装置,使其足以过滤PFOA,并出资7000万美元建立一个研究PFOA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独立医学监测项目。一旦证实PFOA对人体确有危害,杜邦公司将面临受害者的巨额民事诉讼。

因为工作的关系,比洛特对各种化工物质非常熟悉,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PFOA这个东西,美国的化工物质监管名单里也没有这个名字。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他才找到零星的记录,得知PFOA是全氟辛酸的简称。

此外,杜邦公司还于2005年被联邦环保局因20年中3次隐瞒PFOA排放信息被行政罚款3亿美元。

比洛特要求杜邦提供和PFOA相关的材料,但是杜邦拒绝了,于是他转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杜邦无奈只能给他寄了几十箱毫无条理的文件,多达11万张,最早的可以追溯到50年代,其中有内部通信、体检报告和杜邦的科学家所做的各种机密研究报告。

2014年,对PFOA对当地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出炉:PFOA被证明和肾癌、睾丸癌、溃疡性结肠炎、甲状腺疾病、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和高血压存在相关性。约2500名当地居民随即对杜邦公司提出民事诉讼,索赔金额数以亿美元计。

接下来的几个月,比洛特每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接电话不见人,每天就翻阅这些材料——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所有这些材料全部看完的人。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网

一个巨大的让人震惊的真相就这样浮出了水面:杜邦早就知道PFOA的危害。比洛特不敢相信杜邦竟然会作出这种事,甚至都不敢相信杜邦会把这些材料寄给他,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材料会牵扯出一个这么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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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材料显示,早在1951年,杜邦就开始向3M公司购买PFOA用于生产特氟龙涂料。那时3M刚刚研制出PFOA才四年,美国政府并没有把它列入危险品,但是3M向杜邦建议需要进行焚毁或者运送到专门的化学废物处理厂进行处理。杜邦内部也规定不能把PFOA排入地表水和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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