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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进城农民的承包权,我衷心希望中国可以引

2020-01-06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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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化、城市化和农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各个村庄内部形成了严重的农民分化。目前,各类农民,只要他们没有改变其村民户籍,在中央政府的各类文件中,都是一个...

导 读

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这个机会是中国独有的领导世界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将是选择生;重复西方的错误,将西方工业化模式强加给农村,则是选择死。我恳请你们:请选择生!请抓住直接进入生态文明这一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

文/小约翰·柯布

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

中国市场化、城市化和农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各个村庄内部形成了严重的农民分化。目前,各类农民,只要他们没有改变其村民户籍,在中央政府的各类文件中,都是一个称谓“农民”、或“农户”。这种粗糙的概念使用。其实就是刻舟求剑。使得政策远远不能达致其预想的效果。也使得政策里的私货越来越多。最典型的是2006年以后,政府对农业实行的直接补贴政策。本来这种政府补贴应该是对生产过程的补贴,以保护农民作为生产者的利益。但是,在各个村庄,政府却是按照承包权证进行补贴划拨,直接把补贴打到各个承包户村民的账户上。而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户,并没有务农。却享受了这种补贴的大部分。所以,这种补贴其实就是“承包权”补贴。

中国当前的农业决策和关于农村发展的决定,将关乎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命运,甚至影响世界未来的走向。我衷心希望中国可以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

中国是否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启动乡村文明建设,让乡村走向永续发展之路。

农民的分化已经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村民。很多村民不一定是农民。但农民一定是村民。村庄里的村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真正在村里居住、务农的农民。他们具备了农民的100%的性质。国家的农业政策应该主要是针对他们、保护他们。而不是剥削他们、欺压他们。他们才是社会的最弱势群体。这是第一类农民。第二是半城市化的农民。即户籍仍然是村民户籍。但是工作在城镇、生活也多数时候在城镇。这部分村民是村民中的大多数。他们是第二类村民。第三部分是已经或基本城镇化了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已经改变了村民户籍。工作在城镇、生活也在城镇。已经市民化。但是仍然保有村庄农地的承包权。按照政策,村集体不可能收回重新发包。这是第三类村民。这三类农民在土地上的利益并非一致。第一类村民严重依赖农地和农业。第二类村民主要依靠打工。第三类村民取决于其在城镇的就业状况。与其村民身份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改革对此却一直不加区别。政府在提“保护农民权益”的时候,胡子眉毛一把抓,多数时候其实就是在牺牲第一类村民的利益,实实在在保护第二、第三类村民的“利益”。因为这符合国家目前工业化、城市化的利益格局。符合目前这种暂时稳定的社会需求。

中国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郑重承诺,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为之感奋。但我也非常担心中国做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决策,如有不慎会妨碍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可能性。我迫切希望中国对工业化农业的热衷转变为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如此,她将领导世界,确切地说,是拯救世界。

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1.3%。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处在这个历史性拐点的国人,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期盼给予了极大鼓舞,因为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展望未来城市化的图景,面对快速消亡的乡村文明,却感到阵痛和担忧。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在历史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城市社会倾斜之时,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陈锡文主任201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切实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对于提高农民进城落户积极性、顺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就是在继续强调保护第二、第三类村民的利益。目的性很强。但是这种“保障”对于没有进城的第一类村民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陈主任没有说。没有说,并不等于这一一贯的农业政策对第一类村民的严重掠夺、损害就不存在。而事实上,就在改革顶层不断强调要“稳定承包权”、“保障进城农户承包权”的同时,全国多数村庄第一类村民的痛苦的处境越来越严重。全国多数村庄的凋敝、污染越来越严重。从制度改革到这种严重后果,完全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

文献记载:三千多年前,希伯来人——摩西,带领犹太人的祖先离开了埃及的奴隶制度,将他们安置在现称之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在人们准备定居的时候,他提出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因循守旧,接受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很简单,如果对未来目标没有集体的明确决定,就会采取这种方式。但是,摩西告诉他们,这是选择死亡。事实也正如他所言,这些人无一幸免。

一、警世:乡村消亡危机的六个表现

追踪索源,农地改革的错误,在1984年取消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包权的第一颗扣子错了以后,就基本上是一个一错再错、错上加错的“路径依赖”。陈锡文所说的“保障进城农民的承包权”,和以前的“15年不变”、“三十年不变”、“长久不变”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同义反复。由于已经形成庞大的决策集团的利益格局,要矫正这种错误的路径,非常困难。

另一个选择是独辟蹊径,包括选择特殊的农业和经济实践。这个选择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可能。这些人的后代不仅创造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还让犹太人依然繁荣昌盛地生活着,直到今天。在独特的历史境遇中,西伯来人抓住了仅存的机会。

1.文明形态上判处死刑:使乡村失去希望

首先、发轫于1979年以后的农地经营制度改革。在1984年以后,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是一种逆组织化的改革方向和过程。是政策错误、理论错误、舆论错误共同喧嚣的结果。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呢?无论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组织理论看,组织化才是现代产业,包括是农业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原因很简单,只有组织化才能实现斯密分工和技术进步。但是,农业中的组织化并不等于企业化、公司化。也并不等于必须采取呆板的集体经营、集体劳动。组织化应该有非常丰富的方式。1958年以后的人民公社在组织化的大的方向上是正确的。也成功地通过组织化实现了斯密分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在中国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其30年历史,留下来的8万多座大大小小的水库、数十万公里的灌溉渠道,就是例证。它足以说明组织化确实是乡村发展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是农业经营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突破。但是,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组织方式,或经营方式有一定的缺陷。即多数生产队基本上是以企业化管理替代了农业需要的特殊、灵活的统一经营管理。以致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激励问题。这些在激励机制上的问题演化成为了生产队的不同绩效。按照杜润生、万里等改革权威的说法,就是三个1/3。1/3的村庄搞得好,1/3的村庄一般,1/3的村庄搞得差。面对历史,这些权威其实也不是在搞全盘否定。生产队的这种激励问题后来被舆论一致批判为“大呼隆”、“磨洋工”、“瞎指挥”。这种对经营方式的批判以偏概全、走向极端,但多少还是有些道理,揭示了人民公社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的经营制度的问题,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农业的分散性、季节性、多样性的特点,不能采取企业化的管理方式。而是应该是家庭经营方式。让农业劳动者有更大的灵活性、适应性。如果改革局限于对人民公社经营方式的改革和调整。则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组织化就不会中断,就可以延续下去。不至于出现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不幸的是,“真理超出一步就是谬误”。改革将对人民公社经营方式的批判,上升为对人民公社集体产权的否定和对农业组织化的全盘否定。

今天,中国的农村发展政策,有着同样根本的性质。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全世界都在践行农业现代化,专家们也力推农业现代化。

作为中国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机,是在被认为是世界发展必然趋势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时代理由。不论是一些地区正在搞得大规模“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许多地方热衷的“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包含这样一个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即农村作为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无法承载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中国要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无论是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论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似乎都准确无误的回答了,单向度的走向城市化进程必然是城市替代乡村的两元归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走向终结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

改革,在刚刚启动时,以家庭经营替代集体劳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的人民公社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水利化。抬高了村庄农业的生产曲线。其次,才是因为家庭经营比较适应农业的生产力特征。所以在水利化的基础上,才可能有1979~1984年农业的迅速增长。林毅夫、杜润生等,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理论家,严重误导了国家的政策和舆论。但是家庭经营,并不等于小农经营。小农经营是一种土地产权私有的家庭经营状态。是一种缺乏组织化的“原子化”状态。它几乎不可能自发衍生出新的生产力。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小农经营方式,一定会对农业生产力形成严重的桎梏和倒退。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产业组织化的方向。所以,小农经营方式,一定是一种陈旧、落后经营方式。并且,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药、化肥等现代化工元素的介入,在缺乏集体经济组织的统筹管理下,其对村庄农业可持续性的破坏往往会比历史上的小农经济更加严重。

但愿我能说,存在另一种选择,它能够确保我们生存。然而,出于深刻的信念,我却可以说,这另一种选择带给我们唯一的生存希望。

2.教育上撤点并校:使乡村文化传承断根

1984年一号文件以“承包权15年不变”将家庭经营转向为小农经营。这种对概念的混淆、误解改变了中国农地改革的性质。启动了对农业组织化的彻底的破坏过程。中央政府甚至严令限制、解散集体经济组织。村庄的整体性随之消失。在市场化、私有化喧嚣的改革场域中,中央政府陶醉于家庭经营暂时的成功。完全没有意识到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的破坏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方向。1998年以后的“三十年”不变,和2008年的“长久不变”,基本上使得中国的农业经营方式被定格在小农经营模式上。《宪法》第八条规定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被实质性抛弃。这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的政府诚信也是一个严重的破坏。既然中国发展的方向是要建设法制社会,为什么改革就可以无法无天?农地改革,以渐进式的策略走向实质性的私有化。这种逆组织化的经营制度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使得农村、农业和第一类村民越来越远离发展必须的分工与合作。所以,中国的“三农”基本失去了发展的希望。同时,这也是“民工潮”产生的另外一种原因。村民改变自己处境的方式就只能是通过打工、经商方式。想方设法使自己由第一类村民转变为第二类村民和第三类村民。这种转变,可以部分改变其收入状况。但是,却非常容易掩盖第一类农民在村庄里失去组织化以后的艰难的处境。

我知道这是很尖锐的语言,也希望是夸大之词。然而,事实却不是。客观地审视人类今天所处的境况,就会发现,生态危机在一步步逼近。以气候变化为例:全球气候变暖已不可逆地发生了,它将断送上万年来良好的自然环境。

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撤拆点并校使维系乡村文明的乡村文化传承系统遭到了摧残性破坏:一方面从根上切断了落后乡村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让孩子进城,成为小手拉大手,孩子带动大人进城的一个诱饵。

所以,对于中国的“民工潮”,不能简单误读为是一种刘易斯意义的劳动力转移或城镇化。其背后是改革导致的农村环境的全面恶化。

即使我们明天就停止向大气排放碳,冰川也依然会继续融化、过量的甲烷也仍然会被释放到大气中,海平面也同样会升高。这意味着大面积的三角洲和沿海低洼的土地将会被海水淹没。

3.农业发展资本化、规模化:使乡村失去存在根基

村庄环境的恶化来源与两个方面。第一是农业组织化被破坏以后。小农的农业经营成本凭空上升。对于第一类村民,要完成农业生产,哪怕是只有一季,都需要备齐各种生产资料。尤其是农业机械和各种灌溉设备。如耕地、运输,需要拖拉机,抽水灌溉需要抽水机。还有插秧机、收割机等等。没有这些农业机械,要依靠人力从事农业生产,则非常辛苦、且效率非常低。但是,这些农业机械作为固定资产,价值不菲。其利用只有在一定规模上才有效率。才能降低分摊的成本。比如一个生产队、或村民小组,在1000亩左右的规模上,拥有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利用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每亩的平均分摊成本就会大大下降。但是,改革在破坏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的同时,也彻底破坏了农业的规模化。目前在广东很多村庄,在水稻收割时节,农民不得不依靠手工收割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家庭规模太小,农业机械很难有经济可行性,所以他们只能延续手工劳作。第二是劳动的合作消失以后,斯密分工消失。小规模的小农经营方式不可能产生丰富的、科学的斯密分工。由此导致第一类村民的劳动效率急剧下降。每户农户都要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所有必须的工作全部包揽下来,才能完成全过程。为了几分地的种子,为了一包农药,为了一包饲料,他可能就要不停地骑上摩托车往返到镇上,或者在田坎间跑来跑去。“小而全”必定就是高劳动成本,它使得第一、第二类村民根本就不可能安心务农。所以,中国的农业在这种“无组织化”的农地制度下,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十分无奈的“老人农业”。只有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才不得不在家里务农。农业成为其逃避市场、自给自足、勉强为生的依靠。

这些地区,正是极富生产力而且人口密集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将成为生态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找新家园。依赖冰川的河流都将断流或者时断时续地流淌。

尽管中国以小农经济这种方式在过去60年里,创造了以世界7%左右的耕地,5%左右的水资源,养活全球20%人口的奇迹,农业成就的普惠化,又进一步创造了对全球减贫贡献67%的另一奇迹。而且这些奇迹,是在仍然存在农产品剪刀差、农民进城打工之余兼职的条件下实现的。然而,对于这些奇迹,我们不仅没有感到自豪和自信,进而去研究它,保护它,反而更多的是不满和批评,以及坚定不移地改造。因为这个奇迹不是由现代化农业创造的,恰恰是在在中国存在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创造的。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仍然保留着如此“落后”的小农经济,显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短板。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主导资本配合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农业现代化运动正在启动。按照中国未来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应当是让中国农村应该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农民从事高效率、规模化、产业化的农业,来养育80%的城市人。

其次,人民公社的解体,使得各个村庄的非经济要素的组织化消失。村庄内的要素远远不仅是生产性要素。还有很多非经济要素。如生态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等。这些要素或环境,同样决定着村民的生存质量和农业生产的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它不可能依靠“无为而治”。必须要有一个组织机构对其进行日常的监督、组织和管理。这正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关键的生产力依据。毛泽东在1958年,推动人民公社的建立,大的方向不仅没有错。相反现在看来,非常高瞻远瞩。他看到了市场的局限。也看清楚了未来村庄治理的大方向。但是,1983年人民公社被强行解体后,在市场化改革的驱动下,乡、村、组三级机构,不再承担这些非经济要素的组织、管理责任。而单户农民又不能承担这种公共管理责任。由此,在这些重要的领域就形成了监督真空、组织真空、管理真空。由于这些非经济要素的市场定价完全失败,结果这些要素和领域成为了村民追逐单一的经济利润的各种“负外部性”的排放场所。污水的排放、垃圾的扔弃,在这种组织真空下,愈演愈烈。一些小化工、小漂染、小五金,为了逃避城市的监管,就将工厂建在农村。结果工业污水导致附近村庄的水系全部被污染。村民基本的饮水都成为问题。很多本来应该是“小桥流水人家”、环境优美的村庄,现在反而是污不忍睹。甚至发展成为“癌症村”。这种村庄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村民的基本生活受到史无前例的严重的威胁。而要逃避这种威胁,就只有逃离村庄一条路。

暴风雨将更加猛烈,更具破坏性。洪水和干旱都会有增无已。那时,人们会要求农业用少得多的耕地养活多得多的人。与此同时,地下蓄水层却将被耗尽。如果不迅速改变耕作方式,土壤将会继续恶化并遭到侵蚀。

然而,在现代化农业的背后,恰恰是另一番景象:过度规模化带来的将是农民失业、乡村社区消亡、多样化遭到破坏的惨状。此外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性也会增加。按照这个道路走下去,中国传统的家庭农业将不复存在,我们所憧憬的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彻底实现之日,即是失去经济基础的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彻底消失之时。

中国村庄环境的不断恶化,就是错误的农地改革的结果。所以,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高龄农民在流浪、乞讨。他们其实就是农地改革制造出来的难民。他们有承包地,为什么要在城市流离失所呢?如果按照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来决策,就应该立即对错误的农地改革进行改革。而不是继续“路径依赖”。

此外,海洋酸化,珊瑚礁死亡,过度捕捞,以及持续破坏栖息地,都会减少海洋的食物供应。这一切已是不可避免的未来,我们应该未雨绸缪。

4.盲目输入外来制度:使乡村互助社会解构

中国的农业、农村和第一类村民,一直在为改革支付巨大的代价。这一代价究竟能够支撑多久呢?肯定不可能无限支撑下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是因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直接、间接导致的农村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引爆涵盖城乡的全面的生态危机、农业危机。由于农村组织化不断被错误的改革破坏,各个村庄陷入全面的组织真空、管理真空。所以,各种发生在村庄的生态环境灾难,如洪水、干旱、泥石流等会越来越频繁。并且,它们还会由乡村波及到各个城镇。所以,所谓“保障进城农户承包权”的逻辑,其实就是要继续摧毁中国村庄、中国农业的整体性的逻辑。它没有丝毫反思改革错误的意思。对于2.6亿第二类农民工的市民化,改革顶层一直在强调一个有意思的理由,即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城市不可能为所有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意思就是农民进城打工可以,但市民化做不到是应该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意思就是城市可以分享来自农民工的“人口红利”,但不能承担城市化的代价。“红利”主要由城市分享,代价却一直要由农村承担。意思就是富裕的城市承担不了的代价,就必须要由贫穷的村庄继续承担。就好比一个地主老财,天天山珍海味、美轮美奂,然后一脸知性地对一个长工说,由于经济发展有限,我没有能力让你一年吃一次回锅肉。但发霉的烧饼有保障。你吃吧,吃了就不要造反了。这在历史上一定是最荒谬的逻辑之一。改革不能动、不敢动、不愿动城市利益集团的奶酪,就只有继续打第一类农民土地的主意。“保障进城农户承包权”就是改革在为城市利益集团推卸责任。

这是夸大其词吗?事实可能比这更糟!那种认为迁移数亿人也会人马平安的想法只是美好的愿望。

目前中国乡村萧条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的缺位,导致乡村家庭原子化,乡村社会碎片化。农村社会“空壳化”带来传统道德“荒漠化”,使农村已经从温馨淳朴的熟人社会,变成冷漠寂寥的半熟人社会。按照乡村必然消亡论的逻辑,农村组织碎片化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乡村互助社会组织的碎片化解构,与按照城市管理模式盲目输入外来制度密切相关。在乡村就是愚昧落后、城市就是进步文明的主流认识前提下,乡村的改革与发展,就成了按照城市模式改造的过程。比如,我们不加改造地、将适应生人社会的民主选举导入乡村,其结果导致了中国乡村传统熟人社会自组织能力丧失,劣绅驱逐良绅,处在输入新治理模式而又无法消化的断层中。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在经历20多年后,仍然处在乱象中。

其次,“保障进城农民承包权”其实就是容许第二、第三类村民“带地入城”。中国的城市化趋势是第一类村民,即真正的农民的绝对数量会越来越少,最后大概只有两、三亿村民会以农民的身份继续在村庄居住、务农。占目前村民总量的30%左右。也就是说,会有70%的村民会“带地进城”。他们也会带走70%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甚至更多。这一庞大的村民群体拥有被政府一再偏爱、保护的“承包权”。他们会干什么呢?首先,他们肯定不会直接务农。方式上,要么是直接撂荒。目前在广东农村很多土地就处于这种状态。顶层精英说可以通过流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村庄组织化消失的背景下,制度性成本凭空上升。务农很可能就意味经营失败。有多少农民会愿意流转本来就是“碎片化”的土地来务农呢?尤其直接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市场弹性大,风险其实也相当大。同时,这些细碎的土地,没有连片、没有规模化,基本上只有最基本的保障意义,而没有经济意义。对于第二类村民,打工的风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各地政府又基本拒绝提供失业保障、养老保障。他们为什么要“流转”出具有这些保障意义的土地呢?所以政府指望依靠农民的“自愿”、“流转”来解决农地细碎化难题根本办不到。农地流转也不是不可能。一些农户在农业经营顺利的时候,也可能通过流转土地扩大规模。但他们必须承担正常的农业生产成本以外的另外一种制度性成本——地租。地租的价格每亩在500元~1000元之间。这就意味着本来就收益微薄的农业,将面临地租的“雪上加霜”。地租,几乎将农业的物质成本翻了一倍。这是改革强加给第一类农民的一种制度性“剥削”。可以确凿地证明农地改革就是一种失败、错误。中国的土地革命,本来就是因为消灭地主和地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才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才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但是改革却通过“保障进城农户的承包权”,凭空产生大量的地主。让第二、第三类村民“长久”地趴在村庄,成为第一类农民身上的寄生虫。在农村认为制造农民的分化、分裂。

资源战争已经开始,不使用暴力,饥饿的非洲人可能就不会允许别人开采资源。

5.乡村被城镇化工具利用:使农民陷入无助与恐慌

在现代社会,土地肯定不是主要的保障形式。所以以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才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正确的方向。才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向。可惜,在城乡差距持续放大的今天,在“三农”问题不断恶化的今天,改革还在继续“保障进城农户的承包权”。老调重弹、故伎重演,就是要推卸责任,把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继续推向深渊。

在美国,只有国防部才有现实的规划,其现实主义的行为中包括了解决如何将尽可能多的痛苦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因为笃信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面对城乡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一方面是越来越美好的城市。在如此巨大诱惑下,农民离乡背井,撇妻离子进入城市成为顺理成章的不二选择。但是在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推动所谓为农民着想的城镇化中,却出现了农民不买账的状况。这是因为在政府推动的城市化与农民心目中的城市化是两种不同的城镇化。

此外,这些推测预设了不可能的前提,即我们立即停止将过多的碳排放到空气中。在不久的将来,唯一现实的希望是:人类这种自我戕害的速度会放缓。否则,无论农村发展政策如何,我们都将面临世界末日。

首先,在一些学者和政府计算中,农民进城市可以带动城市投资与消费。而在农民计算中,进城市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如果收入不增加,进城意味着负债进城。其次,让农民让出土地进城,在房地产商和政府眼中,是让农民拥有的土地资产化,获得收益的好机会;但在农民心目中,恰恰成为一种不平等的迫不得已的痛苦出让。再次,政府认为,拆村进城,是为了让农民享受与市民一样的美好生活,但是农民非常清楚,城市化不是免费的午餐,进城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付出高成本的生活代价,还要付出乡土纽带撕裂、乡土知识离弃、乡土文化缺失带来的精神损失的代价。

但愿在我们自己共同招致的不利环境下,大部分人依然能够活下来。为什么说选择农业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死亡呢?现代化是用化石燃料替代人类劳动和动物劳动。

6.工业文明病在乡村蔓延:使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显然,农业现代化需要大幅增加化石燃料的使用。如果继续如此,将摧毁为了减少全球碳排放的所有努力,进而威胁人类生存。当然也可能,人类会回心转意,禁止在农业中进一步使用任何化石燃料。那时,如果中国的农业基于这些燃料,生产就会崩溃,一个饥肠辘辘的民族将饿殍遍野。

以高能耗、高消费为代价的高福利工业文明,是一种高成本的文明。在当今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中,农村与城市相比,所获得的工业文明的好处比城市要少得多,而承受的文明成本却远高于城市。农村不仅承受着农业化学带来的严重污染,还承受着城市工业化所转移的污染。在国家工业化时代,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仅从农民身上提取农业剩余,在当前的城镇化时代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过程中,全球性的城市危机,又一次地以社会成本外部化和生态成本外部化,将危机代价向农村转移。

我又在夸大其词吗?你也许会说,当后果的确来临时,中国可以停止基于化石燃料的农业生产,恢复到人类劳动。当然,她会尝试的。但这个变化并不容易。

二、正见:拯救与保护乡村文明的三个理由

在古巴,糖与苏联的石油和小麦的交换戛然而止时,这个工业化国家的农场就停止了生产,经年无法恢复。幸运的是,古巴有一半产品还在家庭农民的手中,他们迅速把这些换成了食物。否则,古巴人就会忍饥挨饿。

第一,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传承之载体

选择更依赖石油是愚蠢的,这是不让农业走向工业化最明显的理由。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即使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油,即使使用石油没有不良后果,农业产业化依然是个糟糕的选择。

城市化过程中导致乡村消亡、从两元走向一元是城市化发展必然规律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城市之路,中国也不能例外的观点,更是无法成立。因为支持这个观点的历史前提就不存在。鉴于中国与西方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决定了中国与西方不可能走相同的城市化之路。

原因是: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属于农耕经济主导的文明。而农耕经济的载体不是城市是乡村。所以,以乡村为载体成长起来的中国文明之根不在城市,在乡村。历史证明,只要乡村在,中国文明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劫后重生。

第一,它是不可持续的。它会扼杀并侵蚀土壤,它依赖于找到新的杀虫剂和除草药,而这样的努力终将失败。

相反,诞生于地中海、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古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上的另一种形态的文明。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载体是城市,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所以,近代以来西方走向文明复兴之路,也是从地中海城市的繁荣导致的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对于西方而言,是西方传统文明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过程。

第二,它会减少物种多样性,因为它降低了物种适应变化的能力。

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是否消失,不会触动西方文明传承的中断问题。相反,当代中国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的命运则涉及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问题。中国乡村文明不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同时也同中华民族的兴盛衰微紧密联系在一起。乡村兴之中国兴,乡村衰之中国衰。

第三,它会引起意想不到的灾难,诸如蜂群的瓦解,以及由此导致的授粉威胁。

第二,乡村文明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乐白家,第四,这种方式生产的食品是不健康的。

从逻辑上判定乡村走向消亡的时代前提,就是认为当代人类仍处在工业文明时代。乡村作为农业文明的时代产物,无法成为工业化的载体,乡村消亡是时代的必然。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背景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已明确提出中国将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因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恰恰是时代的必然。

第五,从小型农业转向农业综合企业,需要迁移大量人口,这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很可能导致大量失业,也必然会加剧人与自然的异化。

西方走向工业文明是通过文艺复兴,从他们的老祖宗那里找到了文化与自信的动力开始的。相反,近代以来,中国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落伍,则由于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模式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缺乏这种内在的契合性,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是逆水行舟,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与否定、自我解构与革命的过程。

总之,农业的工业化是现代人对自然的疏离,它对社会的推动方向与生态文明背道而驰。那么,它为什么还如此盛行?

因此,工业文明只能是中华民族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文明,不可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文明。相反,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已经开启的生态文明在能源形态、价值观、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天然契合性。所以,生态文明之路,是一条沿着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回归之路,是顺流而行。生态文明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答案是:现代经济主义的胜利支持它,这种经济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形成政策时,真正的人类价值无法发挥作用。只有财富和权力是有价值的,而权力只是富人的权力。

第三,乡村兴则中国兴,这是中国文明史的铁律

现代经济学支持的现代经济体系,将财富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手中。马克思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可以不按照这种意识形态的规则运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被中国几千年兴盛衰微的历史周期不断验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告诫我们,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发展既是中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安全不能突破的底线。我们坚守这个底线,不仅适用于中国的过去,也适用于中国的今天,更适用于中国的未来。从承包制到解决“三农”问题,从小康社会到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终把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放在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战略地位。但需要引起警觉的是,目前正在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加固这个底线,而是正在瓦解着这个底线。以土地流转推动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被城市化触动了农民安身立命的底线。以宅基地置换为代价的激进式农民市民化,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代价底线,形成了社会安全隐患。

经济理论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生产效率,效率的提高等于产量的增加除以人类劳动时间。其实现,一方面通过组织劳动流程,另一方面通过化石燃料替代人类劳动。

三、使命:乡村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六个作用

工业化初期,原本由工匠制作的商品开始由机器制作完成。于是,工作变得枯燥,但机械化的确以更少的劳动生产了更多的商品,财富也集中到了实业家和金融家手中。实业家和金融家的“成功”让人们热衷于寻求新的投资领域,而农业正是最大的追加领域。

逢生态文明兴的中国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将具有城市无法替代的六个功能:

在这里,工业化也是成功的——数百万小农倾家荡产,资本家则日益腰缠万贯。这是中国要选择的道路吗?我希望不是。

一是五千年乡村文明蕴藏着医治工业文明病之解药

如果将工业化成果的评价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这些成果就更令人质疑。从理论上讲,经济学家们承认,应该权衡所有行为的成本。而这样做,成本往往会高于收益,对于商品生产也是如此。

现代的工业文明病严重存在着缺乏精神制衡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病。在工业化文明系统中,缺乏精神与文化制衡的物质财富无限制增长,不仅吞噬了大量的资源,造成资源环境危机,而且也吞噬了人类的精神能量,使人类文明在物质主义、病态消费主义、GDP主义的单极化世界中越走越远。

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在食品生产中,工业化农业的成本依然远远高于收益。只有大型农业企业和大银行才有收益,民众只会损失惨重。工业化农业的辩护者喜欢说,工业化农业“最富成效”,能生产更多的食物。

医治工业文明病的解药,不仅在西方文明世界中找不到,在今天中国的城市中也找不到,因为中国城市染上的这种文明病,某种程度上比西方还要重。医治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解药,就在中国乡村文明中。在几千年的农耕经济中,中国先民发现,大自然虽然给人类提供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但它提供给人类智慧的精神财富却是无限的。中国五千年中形成的诗经与易经、道家和儒家等丰富多元的文化,都根源于中国先民“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的自然智慧。在几千年历史形成中的古代乡村文明,本质上是“耕读”文明。即通过“耕”来满足物质需求,通过“读”来满足精神提升。正是这种在耕读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均衡互动,才是中华文明成为长寿文明的秘密所在。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所以是短命的文明,就是缺乏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均衡。而中国古代耕读的乡村文明携带着我们可利用的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基因。

人们认为,人口问题导致食物变得稀缺,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生产,需要工业化农业。但是,只有在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才是如此。

二是新能源革命使生态文明建设再度从农村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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